“考不上高中才读职校”——当这句评价成为社会共识，我们失去的不仅是一类教育，更是千万青年被预设的人生。  

       株洲市干部张建军（1958年生）1978年通过考入长沙市商业学院（中专）脱离知青身份，1980年成为国企职工，获得城镇户口和干部编制。在那个年代，中专录取线常高出重点高中数十分，全国中专就业率长期保持在98%以上，农村子弟通过这条路径实现阶层跨越的故事比比皆是。中专校园里悬挂着类似“穿上工作服，就是国家人”的标语，技术干部的光环吸引着最优秀的学子。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开始发生变化。1994年，国家进行分税制改革，中央财政占比从22%升至55%，但地方教育支出责任未减。湖北孝感一所机械学校的领导在提交给上级的文件中备注了一些话语，大意是说，实训设备的更新预算被削减三分之二，教师仍在用1950年代的机床教学，中职学校遭遇了较大的困难。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占教育总投入的比例从1992年的12%降至1998年的6.8%。与此同时，国企改革席卷全国，仅1998年就有2100万职工下岗。在东北的不少工厂门前，手持派遣证的中专生发现岗位不复存在，方才明白包分配制度已经名存实亡。         时间来到1999年，经济学家汤敏提出的高校扩招方案成了中职教育的转折点。当年大学录取人数激增47.4%，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化。到2002年，高校毛入学率达到15%，普通高中成为家长的新选择。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资企业招聘启事中“全日制本科”的要求，彻底改变了就业市场的学历标准。中专文凭从金字招牌变为求职障碍，这条曾经的捷径逐渐荒芜。         

        当制度优势消失，为了能够存续下去，中职教育开始承接九年义务教育筛选后的学生群体。教育部《202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统计显示，当前中职生源中农村学生占比达63%，“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享受助学金比例达26.8%。四川南充卫生学校2022年心理普查报告指出，该校65%存在心理困扰的学生生活在非完整家庭，抑郁检出率是普通中学生的两倍。山东蓝翔技校教师观察到，部分学生每月网购支出居然高达一两千元，远超正常生活费，背后是父母用物质补偿代替情感陪伴的现实。这些现象反映出更深层的家庭功能弱化：留守儿童缺乏监护、隔代教育过度溺爱、贫困家庭过早要求子女进行经济反哺。        

         在这样的恶性循环里，资源匮乏也进一步制约了中职教育质量。财政部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中职总经费名义上为普通高中的90%，实际往往达不到这个水平。在一些职业学校里，汽车维修专业仍在使用化油器发动机教具，而市场早已普及电喷技术。全国“双师型”教师占比不足60%，企业技术骨干年均授课时间远低于教育部规定的160课时标准。烹饪专业教师发现，将近三分之一的新生从未使用过菜刀，劳动教育缺失导致基础技能退化。当教育投入不足与生源基础薄弱叠加在一起时，部分学校便会陷入重管理轻教学的困境，其教育的本质功能也就逐渐被削弱。         除此之外，社会环境的挤压同样不容忽视。公务员招考中仅2%以下的偏远地区岗位对中职生开放，国有企事业单位招聘普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2023年比亚迪生产线招聘将学历门槛从高中提至大专，人事经理解释：“简历量太大，需要快速筛选。”媒体呈现的职校形象更趋负面：短视频平台“职校生冲突”类视频播放量破亿，但世界技能大赛获奖者的报道却鲜有关注。婚恋调查中“不与职校生交往”的选择也时有耳闻，同龄群体的社交排斥加剧了身份焦虑。更关键的是，职业本科招生规模仅占高等教育的0.68%，中职生通过对口高考升入本科的比例不足5%，上升通道的狭窄也进一步固化了社会偏见。         

       面对困境，相应的改革正在陆续推进。2022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首次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江苏等地试点“新八级工”制度，高级技师可享受副教授待遇。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与华为共建的“鲲鹏学院”，实现课程内容与企业技术同步更新。这些探索虽未彻底改变大局，但却为重塑职业教育价值提供了可能。        

       回望中职教育三十年的变迁，其兴衰始终与国家发展进程紧密相连。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干部摇篮，到市场经济转型中的调整阵痛，再到产业升级背景下的重新定位，这条道路记载了社会变革的深刻印记。当00后职教生卢婧玺面对“本科分数读职校是否浪费”的质疑时，她的回答“适合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引发热议——这或许预示着新的转折正在到来。技术尊严的重建不仅关乎教育公平，更决定着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根基与未来。